功績的影響用左紫色

漢武帝是歷代著名的君主,他更是漢朝興衰的關鍵所在。他既革除文景無為而治時阻礙國家發展的弊政,又開創漢代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的新局面,使漢室強大起來。然而,漢武帝之施政同時也為漢代衰亡埋下伏線。

既 說漢武帝的施政,關係漢室之興,那麼我們得先了解武帝以前(文景之治)漢室的大概情況。漢武帝在位初,發現前朝留下許多問題,都是阻礙國家發展的。先是中 央方面,漢初重用丞相,丞相有如「副天子」,權力之大,威脅皇帝。一國之君之權力受威脅,有礙帝國發展;此外,地方上,雖然吳楚七國之亂被平定,諸侯力量 仍然強大,威脅中央,並使政令難以推行,此等情況下,國家發展受阻。再者,其時軍隊多分散在地方,容易叛亂,國不成國,對中央不利。而且,地方的大地主、 大商人因無為而治的放任經濟政策,大大興起,既壟經濟,使經濟不發展,又兼併土地,富可敵國,令民生痛苦。最後,國防上也有問題,漢初以來,對於外族匈奴 的侵略都採取「和親政策」,使匈奴勢力坐大,漢室威信蕩然無存。

以上情況,漢武帝都透過創新的政策,把它們解決並開創了漢室光輝一頁。在內政問題上,即相權過重,諸侯勢大等問題,漢武帝先用主父偃推恩之令,逼使諸侯把土地分給子弟,以削其力,又分全國為十三個州部,各置刺史一人,監察地方長官。由是中央權力得以收回加強統治。

此 外,更重要的一項施政,是獨尊儒術。他採取董仲舒之建:「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」並設立五經博士、博士弟子員、察舉孝廉,策選賢良。他們都讀儒家學說,特別 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。儒家與漢初黃老無為而治思想不同。儒家思想強調忠君愛國,有利帝國發展。更打破以往「無功不封侯,非侯不拜 相」之局,更有布衣丞相(如公孫弘)之出現,成功削弱了相權。相權被削,對日後外戚專政局面的形成影響深遠。

除丞相多為儒生外,五經博士亦有聞政之權。這士人政府之規模,使官吏皆由士人出任,他們受儒家思想影響,士風純良,吏治清明,且鞏固了政權。是漢初以來,政治最輝煌的時代。

而獨尊儒術,也使漢代文化興起。由於儒學為入之途徑,士子們都爭相習儒,促作經學發達,視為文化上,經學上受歷代讚賞的時期。

此 外,漢武帝時更是武功最頂盛的時期。漢初對外族採取懦弱的和政親,漢武帝取消此政策,曾一度北伐匈奴,南定百越、東討朝鮮、平西南夷和征服西羌。漢武帝之 討伐,令中國版圖拓展,聲威遠播。其中打敗匈奴,既洗清漢初的屈辱,又清除了北方的邊患,如夏曾佑曾言:「中國之境得正帝而後定。」可見,漢朝武功卓著把 漢化推至最盛大。

至於經濟方面,他他威功打擊商賈,把財富集中央。漢武帝統一天下貨幣為五銖錢,把鹽、鐵、酒收歸國家專賣。在各地方設平準官及均輸官,評評抑物價,打擊豪強。更有利算緡和告緡之法,在於打擊商賈。當然大商賈不再壟斷經濟威脅中央,又有國家事業,財富自然大大增加。

從漢武帝的施政、其內政、軍事及經濟上都十分顯赫,足可定為漢室最興盛時期。然而,物極必反,他興盛的背後,卻開漢室衰落的道路。

在 政治上,武帝雖成功削相權,集權於皇帝。但當中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層機構作上下間的樞紐,國家事務全都於皇帝身上。以致日後一些年幼無能的君主,由於不懂得 政務,而權力又過份集中於皇帝,令外戚得以借機當政。即使日後篡漢的王莽其實也是得權外戚。以致東漢時期,造成戚宦相爭腐敗漢政,引起民忿,使之滅亡。加 上漢武帝是「陽儒陰法」之皇帝,名儒雖然可以入士,有分參與政事,但事實上武帝是利用儒家思想,加強統治,對儒生實際是「尊而不用」。如第一位布衣卿相的 公孫弘,他其實只是執行皇帝命令,沒決策權。

漢武帝更在宮內形成一個決策機構,稱為「內朝」,「內朝」與丞相為首的「外朝」相對,權力凌駕外朝,皇帝可進一步獨裁。然而,「內朝」是由外戚組成的,權力漸被外戚掌握了。外戚干政,是漢代衰亡的開始,這都是武帝施政之缺陷。

外交上,武帝的對外征戰無疑令漢室聲威遠播,但卻是令漢代衰落之原因。武帝軍事行動雖一再獲勝,可是,他的戰爭使國庫大為虧損是西漢衰退主因。北方匈奴強大,都是騎兵,武帝攻打必須動用許多金錢。黃仁宇在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》更指出「很多百姓已出錢免役,到征兵時連下級軍官軍士級以下的人員都不易伃數」可見當時戰事的艱苦。戰爭只會虛耗國庫,動搖國家根基。經武帝後,國家自此亦走向中衰。

最後,漢武帝也有犯一般君主使朝代衰亡的毛病,如令嚴苛及濫殺功臣,這都使他大失民心,朝臣和人民對漢室統治產生抗拒感,以致其統治者漸走衰落。

所以,整體而言,漢武帝既然使漢室邁向前所未有光輝時期,也同時因他施政的過份獨裁,令國家基根動搖,外戚、宦官弄權,埋下日後漢室衰微的禍根。